张秀英简介：张秀英，女，1934年出生，汉族。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参与我院筹备工作，1953年1月建院后成为我院第一批在编干部，先后在办公室及民事审判科等部门承担行政或审判等工作，1963年调出法院。

记者：张老，您好！受院领导委托，今天我们就有关我院建院之初的一些问题向您做个访谈。首先，想请教有关我院筹建的情况，通过翻阅档案我们查到当时我院是在市法院下派的清理积案工作组的基础上筹建的，对此能否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其中的过程。

张秀英：好的，从事法院工作之前我在当时的第八区人民政府调解科工作，当时的调解科有6人左右吧，我和杨玉才、崔亚男等人。后来，市法院带着案子下来要搞清理积案，当时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工作。负责人是市法院来的杨聘三，也就是咱们的第一任院长。清理积案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在河北大街那儿，当时就我们3个从区政府调解科过来的加上市法院过来的几个人负责这项工作。

记者：能否讲咱们的清理积案工作组是当时筹备第八区法院的基础？我们从档案里发现，大概在1952年下半年的时候先后进入了一大批院校的学生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街道里的骨干分子，充实我院的干部队伍，请您给我们详细讲述下吧。

张秀英：第八区法院的筹建就是在清理积案工作组基础上搞的，这个没问题。但当时进人一个主要渠道是从“少数民族训练班”，也就是政校招进来的学生，这个也没问题，大概有10多个，你看这相片（1955年全院欢送杨聘三集体合影）上年轻点的都是。当时政校有两个班，一个民政班，一个司法班，学生大都是回民，司法班的都来咱们这了，所以这也使得咱们院的回民特别的多。另个进人的渠道主要是区里的各个机关，有从财政局的，也有公安的，还有从部队转业的，不记得有从各街积极分子中抽调。

记者：通过翻阅档案以及向其他的一些老同志求证，我院的建院时间确定为1953年1月，请您证实下这个时间是否准确？建院之后第八区法院的人员编制情况以及机构组成是个什么样子的，烦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张秀英：这个时间没问题，是1953年1月挂的牌，正式对外办公。第八区法院刚成立的时候，大概有40人，院长杨聘三，调解科的我和崔亚男留了下来，杨玉才转到了河北法院。当时刚成立的时候，有三个部门：办公室、一科、二科。办公室组成比较杂，下面有秘书、行政、档案、法警、勤杂、还有值日组。一科和二科负责审案子，下面分了好多个审判组。主要是民事的，刑事的就一个审判组，刘辅田和李世杰他们两个人。

记者：值日组的主要职责是干什么的，请您给介绍下。还有，当时一科、二科，有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分了刑事科和民事科？

张秀英：值日组和现在的诉前调解室和立案大厅功能类似，群众来了要求立案，先一律给调解，能调解的就给调解了，不能调解的给立案，不能立案的给做解释工作。来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为主，像两家小孩打架了家长就来法院之类的。调解委员会是后来学习苏联司法制度后成立的，每个街的居委会都设立一个，当时由法院负责组织实施。一科和二科没有明确那样刑事、民事的分，当时刘辅田和李世杰他们那个刑事审判组和民事的负责劳资、债务的一个科。

记者：明确划分民事科和刑事科是在1954年《法院组织法》施行之后开始搞的吧？

张秀英：对对对，还有审委会、调解委员会、陪审员这一系列都是那时候搞的，就开始规范起来了。刚有陪审员的时候，陪审一天给6毛钱的补助。

记者：张老，那会审案子是个什么样子的流程呢？

张秀英：群众来法院，我们值日组的先进行接待，有的调解，有的就给立案。立案之后，由各审判组签字领回，审判员事先要去街里、社区里进行调查，向单位里的同事或社区里的邻居进行了解情况，传票也要发，但是以调解为主，当时就明确规定了只允许有20%的是判决，超过了绝对不行。那会案子多是小案子，像现在很多属于一般性纠纷的，也都算做一个案子。

记者：那会法院的办公环境如何，干警待遇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张秀英：那会刚在小伙巷的时候，是买的一个四合院民宅。前院，做的是接待、立案这些工作，中间有个过堂，当作调解的地方，后院东西北向是个小二楼，有做办公室的也有做法庭的，地方也基本上够用。那会没有汽车啥的，出去办案会骑车的都骑着自行车，像我这样不会骑车的只有走着去办案。遇到有刑事案件的，都是市法院统一派车押解。刚建院的时候，我定的是23级，一个月工资49.5元，工资水平算是中上等。

记者：作为红桥法院参与创建人员之一，您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共和国的司法事业，对于那段工作经历，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张秀英：体会最深的是压力大，早出晚归，加班加点是常态，干不完的就得自己加班，比较辛苦。每个星期都有任务量，一个月要求结案30件。不光是干工作，我是高小毕业，还得补习初中的文化课，每天早起先到南马路的市法院补习，上了一两个小时的课之后，再在8：30之前走回单位上班。之前我干的是行政，一个人身兼多职，后来转到审判岗位，1956年我和刘辅田、赵文彬三人是第一批被任命为审判员的，那时候也是拼命的干。后来我有了三个孩子，家庭负担比较重，1963年党政机关开始精简人员，编制数减到22人，我和其它两名同志被调离，我转到了春德街公社，就这样离开了法院。

记者：对于新一代的年轻法官，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和期望？

张秀英：（笑）也没别的，就希望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

记者：张老，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希望您到时候能够参加院庆六十周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