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情，实际上是一个初心与使命的故事。

剧中各色人等，俱有初心。

林相的初心是天下万事，仅由法制。

圣人的初心是万寿无疆，盛世久长。

太子的初心是顺利接班，推行新政。

李必的初心是当上宰相，匡扶社稷。

张小敬的初心是护百姓平安，“看到大家伙都乐乐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没白忙活。”

只是很多人的初心只是嘴上念念不忘，

心里却早已蒙尘，不见回声，污浊不堪。

正是对初心的背离，对使命的失守，

导致大唐国运在天宝年间无法挽回的断崖式下跌。

而初心大坝的第一处管涌，

便是唐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被肆意践踏的唐律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而唐代为其鼎盛辉煌时期。

唐朝以“律令格式”为基本骨架，建立了完整的法治体系。

《长安十二时辰》对此多有展现。

靖安司证物室墙上有“验诸证信，必反复参验，审察辞理；而立案同判，违者杖六十”字样。

这段文字出自《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断狱律》，但前后颠倒、错讹脱漏甚多。

原文为：“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这是唐律关于审讯制度的重要条文。

要求司法部门审讯犯人时，先根据犯罪事实审察供词，并与其他证据反复比对验证。

如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才能用刑拷问。

拷讯的经过必须完整记录在案。

司法官员如不遵守这套程序，直接对犯人大刑伺候，严刑逼供，就要吃六十下大板子。

除此之外，唐律还规定，用刑不能超过三次，每次间隔必须在二十天以上，犯人如果顶住三次用刑还不认罪，则可取保释放。

司法官员用刑致人死者，要判处徒刑三年。

唐律强调通过“反复参验”的方法，综合利用各种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用法律将刑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要求依法刑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人性光芒。

剧中丁老三问张小敬：“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啊？”

张小敬答：“回死牢，等斩刑复奏。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子。”

言语间，无限凄凉。

这一细节，又牵涉到唐代的死刑复奏制度。

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请皇帝核准，方可处死。

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至五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

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

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

如不等皇帝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要流放两千里。

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

执法官员如敢提前行刑，判处徒刑一年。

复奏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

这就给了皇帝足够的空间严格按照律文定罪，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是否必须杀人，以免错杀。

唐律如此完善进步，和林相分不开。

正如上篇文章所言，在玄宗时期唐律的修订完善上，林相的贡献颇大。

他对当时的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清理，一手制定出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唐六典》。

剧中的林相，时不时将严守唐律挂在嘴边。

谈到圣人让他代政时，林相说：“凡事，仅由法制。只要法理正确，千秋万代将铭记我大唐在天保年间是如何的繁盛无双。”

刑部尚书为罗织李必等人罪名，建议在供状上做文章时，林相反对说：“唐律是我修的，我得守。”

俨然以“依法治唐”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但林相及其党羽对唐律的坚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义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对朝政的主导权。

为夺靖安司之权，林相让吉温、元载直接搬出了《唐六典》。

剧中元载在靖安司诸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读道：“《唐六典》卷十三，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则量其轻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收录的唐代行政法规，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主要任务是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言行职事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这就有了司法职权，同时具有起诉、审判等权力。

御史台甚至还设有监狱，被称为“台狱”。

殿中侍御史作为御史台重要属官，其中一项司法职责就是巡查京师长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温以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确实有法可依。

但读完《唐六典》，元载意犹未尽，又读起《百官志》。

按照剧中元载所读“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金吾、县狱”，可知这一内容出自《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御史台》。

这就是明显的bug了。《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修成，元载读这段文字是在天宝三载（744年）。

也就是说，元载提前316年，就精准地预测到了欧阳修他们要写的文字。

如此穿越，哥也是醉了。

如果说林相动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义夺取靖安司之权，还算于法有据的话，那他在审理何孚时，赫然拿出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经是知法犯法、违律专权，视大唐司法体制如无物。

按照唐律规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组成“三司”联合审讯。

三司推事，旨在防止个别部门营私舞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在圣人将朝政几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设计，简直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

当李必看到林相让刑部尚书在供状上，依次盖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官印的时候，

不知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试图将权力关起来的大唐法律制度笼子，几乎成了纸糊的。

正如李必对太子所说，“所谓依法治国，如今看来，不过是右相的一言堂罢了。”

在林相看来，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为巩固个人权位服务。

林相的守唐律初心，毫无违和感的，变成了用唐律守卫个人地位的权欲。

初心蒙尘的，还有圣人。

永不落幕的宫斗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盛世——开元盛世的一手打造者，天宝三载的圣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向未来，充满信心。

他要将盛世辉煌，从开元旧时期延续到天宝新时代。

这是圣人的盛世初心。

试问哪个皇帝不想比肩尧舜禹汤，让治下太平安乐，盛世绵长？

只是，圣人的心中，承担盛世初心的使命，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扛起，乾纲独断。

花萼相辉楼的宫宴上，86岁的何执正，老泪纵横地劝圣人，要记得开元年间的朝气蓬勃，君臣和衷共济。

圣人对着何执正狂吼：“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

是的，现在已经是天宝，圣人手中已经握有绝对权力，耳中只能听进去山呼万岁。

旧历开元前中期，圣人的皇权事实上处于被制衡之中。

张说、张九龄等宰相的行政能力虽然较差，但政治操守很强，谋划政事善于从全局着眼，顾全大局，不会因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长远根本；

更重要的是，敢于直言极谏，敢于和皇帝硬碰硬据理力争，指出政策失误。

他们有着独立的政治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得皇权不至于过分伸张。

开元不完全属于圣人，而是君臣共治。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张九龄罢相。林相成为首辅宰相，其党羽全面登台，接管朝政。

林相等人虽然办事能力极强，但处理事务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长久隐患，导致中书门下决策执行合一政治机制和边防军区节度使体制的改革，均走过了头；

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贪赃受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圣人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林相的任何指示。

而且圣人全面起用林相及其党羽后，改变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担任使职、差遣，让其组建办事机构，授予全权处理。

而担任使职、差遣的官员，往往越过宰相班子直接对圣人或林相负责。

朝廷的权力完全集中到圣人和林相手中，唐朝自太宗以来形成的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决策机制被废弃，朝廷重大决策失误不可避免。

剧中圣人落难，流落平康坊之时，大伯甲说的那句，“（圣人）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都正常”，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道出了天宝年间朝廷决策机制的最大风险。

走向新盛世的路，只能圣人一个人去走。

太子亲儿子也不容置喙插嘴，帮忙照看。

朕不想给的时候，你不能来拿。

对付太子，圣人不能亲自动手。

那样吃相太难看，有伤皇家颜面。

天宝三载，即将冲破六十岁大关的圣人，面对羽翼日渐丰满的太子，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决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林相。

剧中太子委屈地问圣人：“父亲心中，儿和右相，谁对大唐更有用？”

《长安十二时辰》此时此刻圣人一句“林相”的怒吼，恰是真实历史彼时彼刻圣人的真实想法。

《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时间两年后的又一个上元夜，天宝五载（746年）正月十五，太子秘密与手握财权的小舅子韦坚相见。

然后韦坚又在道观见了西北大将皇甫惟明，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什么事。

林相发现后，诬告太子勾结军队，要发动政变，抢班夺权。

圣人当即将韦坚、皇甫惟明贬到地方上当刺史，后来又将他们赐死。

太子为撇清干系，被迫与太子妃韦氏离婚。

到了年底，太子另一个老婆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被女婿柳勣告发勾结东宫，图谋不轨。

案子被林相揽下来，拼命往太子身上扯。

太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将老婆杜良娣抛了出来，和她脱离夫妻关系。

杜良娣被废为庶人，老爹杜有邻被活活打死。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信安王好不容易拿下的石堡城，被吐蕃从盖嘉运手中抢走。

盖嘉运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过，就是拒不发兵救援张小敬第八团的那位。

为收复石堡城，圣人让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决心倾四镇之力攻克。

王忠嗣老成持重，建议厉兵秣马见机行事，要求暂缓进攻。

圣人很生气，林相乘机诬告王忠嗣要带兵进京，拥立太子登基。

幸亏圣人及时醒悟，把太子给摘了出来，只处理了王忠嗣。

太子这才躲过一劫。

通过这三次大案，林相虽然没把太子给掀下马，但几乎把太子的班底给清除干净。

太子刚刚长出来的一点羽翼，被拔得毛都不剩。

作为太子的智囊，李泌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翻雨覆雨。

剧中李必曾对高力士说，“太子和右相争斗到今日，愈演愈烈，人都说是他二人争权，可实际这背后操控者，不正是圣人吗……是圣人在用平衡术，只有太子和右相，把精力放在争权之上，这大唐之权，才会掌握在圣人手中”。

林相是条狗，圣人才是拽着狗绳，指挥狗去攀咬的人。

正是因为看破这层，所以历史上的李泌才在十二年后，死死拉住了要向林相复仇的太子。

那是在至德元载（756年），太子终于借助安史之乱的历史进程，在灵武艰难登基接班，指挥平叛。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太子准备下令前线众将，收复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刨林相的坟，开棺鞭尸，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再挫骨扬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太子话还没说完，李泌就连连摇头，不可不可。

太子很纳闷，林相那条狗当年差点没把你生吞活剥，你还替他说话，李泌你是属圣母的吗？

李泌说，非也非也。林相后面是谁，太子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清算林相，不是等于要打倒圣人吗？

恨林相，就等于恨圣人。你让躲在四川巴山蜀水凄凉地的圣人，情何以堪！

现在天下乱成这幅熊样，你父子二人还相亲相杀窝里斗，还怎么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去平叛？

太子幡然醒悟，抱着李泌哭了个昏天黑地。

天宝年间三次大案后，太子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从此更加小心翼翼，隐忍不发，不到40岁就已经两鬓斑白。

他只有耐心等待。等待一个能让他彻底翻身的机会。

这个机会，圣人在有生之年不会给他，李泌拼尽全力也给不了他，只有初心不改的张小敬，能一箭射给他。

无法化解的死结

剧中张小敬在查案关键时刻问李必：“司丞曾说，不顾一切，要护长安百姓周全。此时，初心可改？”

李必回答：“不会改。”

接着反问张小敬：“张都尉历此磨难，是否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话外音是，你张小敬一边为犯险查案，一边受奸人陷害，还会不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力？

张小敬回道：“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话外音是，我张小敬的初心本来就不是为朝廷卖命，而是为我唐百姓服务。

这份初心，也是李必的。

李必曾对张小敬说，他之所以要当宰相，是因为“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这钟鼎世家，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智福佑大唐百姓”。

但是，李必的初心曾经有所动摇。

相对于福佑大唐百姓的初心，他更珍视辅佐太子接班和个人拜相辅政的初心。

何孚后来问李必：“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吗？”

李必无言以对。

何孚大笑：“被我说中痛处了吧！”

大灯楼里，李必做得最多的，是苦苦哀求龙波放过太子。

只有太子在，他才有拜相的可能。

幸好，大灯楼爆炸后，九死一生的李必及时醒悟，表示“职在查案，查明真凶才是忠于职守，我才能保护长安”。

算是找回初心。

但朝廷大臣并不个个都像李必，他们和初心愈行愈远。

天宝年间，朝廷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化解的死结。

政治上，使职差遣体制和原有的三省六部体制叠床架屋，事权不分，责权不清，无人负责。

经济财政上，赋税负担几乎全部落到小民头上，大量自耕农无法承受赋税徭役，被迫逃亡，成为流民。

军事上，节度使尾大不掉，军事力量内轻外重。

而这所有死结背后最大的死结，就是朝廷忘记了大唐开国建政时的初心——以民为本。

忘记初心的朝廷核心决策圈成员，必然承担不起将唐朝各项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使命。

从圣人到林相，再到把林相咬下台的杨国忠，所有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可能收敛钱财，解决眼前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而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危冷暖。

户部小吏祝慈对落难圣人说的那句，“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吸万民骨髓。然而，又还能吸多久”，无疑道出了天宝年间错误改革路线造成的最大恶果。

就连何执正、郭利仕这些人，一系列辗转腾挪的背后，也是为了让太子顺利接班，而非长安黎民安危。

暴恐阴云压城之时，李必曾问郭利仕：“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郭利仕白了李必一眼，说得很明白，很干脆：

“大鹏展翅九千里，它看不见地下的蝼蚁。”

剧中的蝼蚁，是龙波和他的一帮兄弟。

历史中的蝼蚁，是庞勋，是王仙芝，是黄巢，是被朝廷忘记的百姓。

正是这些蝼蚁，给了唐朝致命一击。

李唐宗室的不肖子孙们，忘记了唐太宗“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初心，背弃了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训，终于把盛世繁华，酿成一杯乱世苦酒，自斟自饮。

只有张小敬，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初心，无愧使命。

他说：“我是个兵，兵就是守护别人的。”

这是他一生永远的初心和使命，道心坚定，灵台无尘。

他边关打仗是为保卫大唐百姓，缉拿暴恐分子是为护佑长安黎民。

大灯楼里，他想尽办法，心心念念尽快疏散百姓，避免波及无辜。

和李必一起归隐江湖后，张小敬还念叨着：“我到哪都是个兵，他日长安要是再有危险了，再回来。”

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天下苍生。

最终，历史上安史之乱爆发，圣人跑路到马嵬驿，张小敬一箭射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也把摆脱父皇掌控的机会射给了太子，更把通过组织人事调整，来扭转朝廷路线政策方向的机会，射给了大唐。

杨国忠被杀后，护驾禁军发动兵变，太子趁机与圣人分道扬镳，独自北上发展。

大唐这才能在安史之乱的大退败中振衰起敝。

平定叛乱后，朝廷又强力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改革，按土地多寡、财力大小，而非人口多少分配赋税负担，让富户成为赋税主体，纾缓民力，向着存百姓、恤民生的立国初心回归。

最终再次中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荣光，收获荣耀千古、国运长久的始终。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